往事如风

1966年11月，我岀生在西江东岸一河两岸的小农村，族谱记载着爷爷的爷爷是新会外海人。在父亲八岁的时候，爷爷带着家族几房人从新会迁居到中山开垦耕地。

     父亲读书到高中毕业是村里有名的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皆懂，特别是毛笔字更是手屈一指。母亲也曾经就读于女子初中，由于解放后外公被定性为地主资本家，家道中落而辍学。父母亲的婚姻注定是时代的产物，父亲祖上三代贫农又穷又专，而母亲岀生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女儿。当文革发生的时候，一张被子盖了两个阶级，父亲因为仕途受到影响长期生病一蹶不振，因此生产队特批父亲每年上交15元就可以在西江上打渔，于是我家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

     我从懂事开始家里就是住在泥草房，旁边是生产队圈耕牛的砖瓦房牛栏，每当夕阳西下耕牛回栏，我会骑在牛背上玩耍，闻着牛粪里夹杂着青草的味道，这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母亲非常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文革期间虽然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斗，但在生产队劳动从来都是拿最高工分，一个人耕10多亩田养活了一家人。我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在五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在西江打渔，由于捕鱼工具落后，每天最多也只能捕到十斤八斤的小鱼拿到村里去卖，父亲脸皮很薄，都是让我去卖鱼，我一个小孩子没有读过书不懂怎么卖，父亲就教会我怎样称鱼，怎样用简单的方法算帐，所以我卖的鱼从来都是一块钱一斤，有些大人为了逗我，买鱼一定要一块二毛钱一斤，然后买七毛钱的魚让我算帐，类似事件发生过好几次，我也曾经被气哭过好几遍。

     我家平时没什么人来串门，但春节前就非常热闹，村民们都喜欢找父亲写春联，父亲也从来不定价，由村民自己主动给五毛八毛钱，大方一点的给一块钱。甚至有些村民自己拿着红纸来请父亲写字，然后一分钱也不给，父亲也从来不问别人要，连笔墨都亏了，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也不少吵架，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

     记得我四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色渐黑还下着微微细雨，妈妈下田干活还没回家，我又冷又饿就照着妈妈平时做饭的方式洗米下锅生火煮饭，妈妈收工回家的路上远处看见家里的茅房冒着浓烟，快步跑回家来看见我一个人拿着稻草在往泥灶里放，妈妈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然后抱着我大哭了一场。父亲在村里邻里的口碑非常好，就算受了什么委屈也从来都不会和别人争执，但他会把自己人生的不如意发泄在老婆和孩子身上。我小时候非常淘气，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我打架无论输赢，回家后还会被父亲用麻绳捆绑起来用竹子再揍一顿，因此我小时候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在我适龄上学的时候，母亲就让她五弟（五舅）和父亲去打渔让我上学，在我读书到二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也先后因为需要帮助父亲去打鱼而中途停学，所以我实际只读了五年半的书，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到初一的上学期就没有再上学了。当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农村里，没有几家的家长会认为孩子读书是有岀息的，只要能认识几个字，懂得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1978年，农村包产到户，农忙时节收割两造，村里的孩子都要起早摸黑下田参加劳动，但妈妈多忙碌都不让我下地帮忙。家里有几分自留地种植瓜果蔬菜，傍晚时分妈妈种田回家后就开始采摘时令蔬果，捆绑成一扎扎放在箩筐里，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隔壁比较富裕的镇上赶早集（天光墟：每天半夜清晨开始运行，天亮即结束），天亮前卖完了再回家去上学。

      光阴的长廊来到1980年，我向家里要了几十块钱从卖石榴开始，开启了做小买卖的生涯。同样也在这一年外婆收到了政府的平反通知书，外婆噙着泪水回忆起帅气聪明的三儿子（三舅）在青春年华的时光，因为承受不了整天被批斗及对人格的侮辱，于1970年的年初一凌晨自杀身亡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外公也因为文革期间受到非人的折磨，于1979年含冤去世。外婆享受了改革开放后十多年平安喜乐的好日子，在1995年也往生了。她生前经常说邓小平是大好人，邓小平是“神人”是“圣人”，要求我们一定要感恩邓公。